治疗白癜风的方法 https://m.39.net/pf/a_6862820.html汪曾祺
多年来,中国文坛严肃作家中,“热”出圈且阅读火爆几十年的不多。从庞大的出版数量和持久阅读热潮来看,汪曾祺就是那不多的作家之一。在近年来兴起的短、平、快浅阅读环境中,汪曾祺也备受读者宠爱,网络上他的真假金句满天飞。汪曾祺的长盛不衰也表现在学术领域,研究汪曾祺不甚著名的作品及挖掘其佚文也是热点,近日刚出版的《汪曾祺全集》也为全面研究他打下坚实的基础。汪曾祺文字的独特趣味以及耐读、值得细读,都是他流行不衰的因素。
上世纪40年代,汪曾祺受法国象征主义和现代派影响,写下的《翠子》《除岁》《灯下》《驴》等短篇与其名篇《鸡鸭名家》《老鲁》等品质不相上下；上世纪60年代,汪曾祺写的是民间文学、民俗与风土人情；“文革”期间,做编剧又创作样板戏；进入80年代,他把现代汉语从“文革”语体中解放出来,创作出《异秉》《大淖记事》《受戒》等名篇。同时其《蒲桥集》《人间草木》《旅食小品》等写花鸟鱼虫、咸菜鸭蛋等人间烟火的作品更是沁人心脾,抚慰很多灵魂。汪曾祺的儿子汪朗透露,汪曾祺生前曾开玩笑说“你们要对我好一点,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”。当下,汪曾祺早已进入经典序列。
本报记者采访多位专家,共同探讨“汪曾祺热”的方方面面。
东北师范大学教授、《汪曾祺全集》散文卷、诗歌卷、杂著卷主编徐强从汪曾祺的散文写作方面解析“汪曾祺热”的背后原因。
徐强，著、译有《汪曾祺文学年谱》《故事与话语》《人间送小暖》《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》等
市井生活、世俗生活成为汪曾祺作品的重要题材
齐鲁晚报：为什么汪曾祺的散文能超越同时代作家且经久不衰？
徐强：在汪曾祺过世的20年间，其作品受追捧的热度确实比他生前要高得多。审视“汪曾祺热”，也要反观一下其他作家。“沈从文热”其实从来也没有降温，很多人追捧张爱玲更是胜过汪曾祺；而像吴伯箫的作品则热度渐消，人走茶凉。“汪曾祺热”没有“热”到全世界都在读他，不过相对来说，在同时代作家中汪曾祺是热度比较高、热得比较久的。
“文如其人”是中国传统，散文最是如此——它最严格地要求人格与文格的统一。但在汪曾祺之前很长一段时间，散文流行宏大叙事，如吴伯箫、刘白羽、杨朔等作家的散文都属此类，文章中只有集体叙事，只有大写的我、时代的精神、国家的意志等，有时为了完成这种宏大叙事，作家不得不说一些违心、违实的话。这也是《泰山极顶》《长江三日》等散文无法长久保持热度，且受到诟病的原因。这些散文牺牲了个人情趣，去完成宏大、沉重的命题。
而汪曾祺散文的一个意义就在于，通过恢复个人与日常生活书写，使散文回归文与人的统一这一底线上来。他的文章不伪饰，不说假话，做到了文如其人，风格即人格，市井生活、世俗生活成为汪曾祺作品的重要题材。
汪曾祺认为，散文写作应表现个人生活的趣味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他是一位非常有趣味的作家，恢复了趣味在文学中的地位，也恢复了日常生活的美感。趣味、日常生活、反宏大叙事以及文格与人格的统一，这些都回归了散文的本质：不戴面具，不说假话，拒绝伪饰，追求真诚。
此外，汪曾祺平淡、平和、平缓的生活态度也更符合当下时代人们的追求。当大众生活距离自然太远时，就会更加向往回归市井，回归自然之中。汪曾祺的散文表现了这样的一种境界，所以他被很多读者认可。
总之，汪曾祺回归、激活了散文本来的面目，这都是汪曾祺热持久不息的原因。
汪曾祺有挑战正统的一种游戏精神
齐鲁晚报：读者能感觉到汪曾祺散文雅与俗共存。您怎么理解他的这种雅与俗？
徐强：汪曾祺对世俗文化从来不拒绝，而是热情地投身世俗生活，在世俗生活中发现美好善良的东西。这是他的一个特征。他在高邮的早年生活中，民间文化对他形成重要的滋养，这种民间的世俗，包括儒家传统、道家、释家在中国乡村生活细枝末节上的存在，以地方戏、世俗绘画、民间传说等形式，对汪曾祺形成了很重要的影响。这导致汪曾祺的散文有儒家的温柔敦厚、急公好义等倾向，又有道家的任性自然、独善其身等作派。
而在西南联大时期，可以说是汪曾祺的“象牙塔”阶段，那时他的作品创作非常雅，在联大先锋学术氛围中，他近水楼台地接触到意识流等西方现代派文艺并受其影响。他也在世界文学眼光中找到自己的异域知音，例如在散文方面，深受卞之琳译翻译的西班牙作家阿索林著作的影响。
到了上世纪50年代后，因在民间文学机构工作的原因，汪曾祺长时间浸润在民间文学这个广阔浩瀚的大海。他编辑民间文学刊物，亲自参与了河南民歌、鲁班故事、义和团故事整理修改，还整理了很多评书之类。此期汪曾祺一度与老舍、赵树理朝夕盘桓，这两位民间色彩浓厚的大师对他产生深远影响，他们契合了汪曾祺潜意识里对民间的热爱和推重。雅和俗是汪曾祺是很重要的两大资源，在作品上，他有很雅的东西，也有很俗的东西。他用民间故事写过小说和散文。
汪曾祺的语言也雅俗融通。他很好地借鉴中国古代各种类型的语言资源，如骈文、韵文等，他的白话散文中骈文用得非常地道，他旧体诗写得好，对偶、韵律都很有天赋。但汪曾祺的语言也有很俗的东西，他从民间化用的语言非常丰富，他的文字中甚至有很多爆粗口的内容，如“我本来是一个工艺美术师，写什么狗屁小说。”这种自嘲，这表现了汪曾祺挑战正统的一种游戏精神。在中国道德感森严的文化传统中，这点游戏精神非常珍贵。读其文章让人获得精神的放松。
汪曾祺与沈从文
汪曾祺对语言的探索走得非常远，他也曾经很极端地说，“写小说就是写语言。”而在之前的写作，首先要有思想、有情节、有人物，然后才是用某种语言将其表现出来，汪曾祺很郑重地提出语言的问题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20世纪被称为语言学世纪，语言学转向是世界范围内人文思想界的重大变化。在中国作家里，汪曾祺（以及他的老师朱自清先生）都相当程度上持有“语言中心主义”立场。从“语言学转向”这一角度看，他们可以说立于潮头的中国代表。
汪曾祺散文的平淡是他刻意回避了绚烂，不是说他不能绚烂
齐鲁晚报：汪曾祺推崇“随遇而安”，他的平淡的散文风格是随意而成，还是一种苦心经营？
徐强：汪曾祺其实反对苦心经营，他推崇自然，注重文气。“文以气为主”，在汪曾祺的文章中，很高程度地实现了。他散文的文气非常充沛而连贯，这种气是内在的。汪曾祺深得古典文气论的精髓，把它实现了。苏轼所说的“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不可不止”的自然流畅、行云流水和自然安适感，汪曾祺文中也有，每每又有神来之笔。总地来说，他追求“自然”。
不过，“自然”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汪曾祺谈沈从文的“自然”风格，说他是“自然的雕琢”，这是很值得玩味的说法。自然是最终形成的风格，但绝不是沈从文在写时，心里有什么就直接倒出来，而是反复雕琢文章。汪曾祺非常懂他的老师。
从表面来说，汪曾祺反对苦心经营，他主张平淡，但是从其对沈从文的评价来看，又确实存在自然的雕琢。汪曾祺散文的平淡是他刻意回避了绚烂，不是说他不能绚烂。绚烂的技巧和功力他都有，但是他不用，这与不具备任何技巧、只会平铺直叙的学徒期的“平淡”是不一样的。汪曾祺的散文抹平了所有的技巧痕迹，把苦心经营的技巧去除了，给读者呈现出来的是很自然的东西。不是所有的散文家能达到这种境界。
齐鲁晚报：那么在学术界，有没有一种观点认为，汪曾祺对后代作家有充分的影响？其文学脉络是怎么传承下来的？哪些作家受汪曾祺的影响最为深刻？
徐强：汪曾祺对同时代作家和后代作家都有影响，也将有更多人在汪曾祺的影子下走向写作的学步期。这是经典作家的特点。在当代作家中，可以肯定的是，汪曾祺肯定会进入经典殿堂。
汪曾祺对后世作家的影响，如果用实事来说的话，可以列出很多作家来。他们明确地受教于汪曾祺，追慕他的风格，也学而有成。比如，阿城、阿成、何立伟、毕四海、黑孩、苏北、龙冬以及曹乃谦等。汪曾祺还亲自批改过曹乃谦的作品，并推荐出去。所有这些人归在一起，也隐约见出一种共同的美学趣味与追求。
趣味的广泛性，是汪曾祺现代人格的一部分，有着很开放的人格
齐鲁晚报：汪曾祺写吃是不是现当代作家中，最具独特的作家趣味？
徐强：汪曾祺写吃名扬天下。在当代以来，谈到写吃写得出色的作家，他是避不开的。
汪曾祺写吃与他本人的
